金音獎停滯的亞洲企圖

前些日子裡，我們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談論音樂出口這件事，不意外地沒有引起太大的漣漪。原因很簡單，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實在是太遙遠、甚至常常太空泛的一項議題，連已經有好幾年相關工作經驗的我也很難看清它的全貌。問題是，這樣的議題（或口號）又不時出現在各種宣傳文案、行銷計劃和文化政策裡，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去評估其具體作為和成效？

在這篇文章裡，我想要以金音獎作為上述思考的範例對象。這是因為它在表面上的頒獎和表演活動之外，更是一個實質能提供多種國際參與形式的平台，無論其近年規劃與受眾皆具體將國際納入考量。比起個別藝人或單點、單次的行銷事件，照理來說金音獎更有資源與機會創造出成效。

2018 年的第九屆金音獎，啟動了在當時看來十分具前瞻性的轉型計劃，包含評審團改採主席制、編列經費舉辦相關演出系列活動，並於隔年將原本只限於海外華語作品參加的「海外創作音樂獎」資格放寬為所有亞洲音樂人都能報名的「亞洲創作音樂獎」。當時的新聞稿這麼寫：

文化部長鄭麗君更在記者會上宣告，金音獎將從今年起結合亞洲音樂大賞活動，邁向國際品牌的轉型願景，希望讓代表台灣自由獨立、多元原創力量的金音獎，與國際有更多連結。鄭麗君：「（原音）我們也希望用三年的轉型期，現在從增加（亞洲）音樂節、國際連結開始，未來希望在音樂節裡面增加國際獎項，這需要後續再進一步徵詢大家的意見。」

從那時起，金音獎每年皆在系列活動中邀請外國音樂人演出，21 人的評審團平均有三、四位外籍評審，典禮上也有外國音樂人演出或擔任頒獎嘉賓。這種「國際連結」的確是很大的進步。

然而三年轉型期過去，到了五年後的現在，所謂的進步似乎無法再往前一步了。這麼說並非無的放矢，我們可以從幾個現象確認：

1. 歷年外籍評審高度重覆。自 2019 年設立亞洲創作音樂獎起的四屆評審團，韓國的音樂節策展人朴仁烈（Park In-yeol）與日本東京事變貝斯手龜田誠治從未缺席，後者更以頒獎人和演出者身分積極參與。平心而論，我對這兩位都抱持相當的好感，有過私下的互動，也完全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專業能力。我所不理解的，無非是金音獎何以無法在評審名單上擴大多樣性、連結更多人脈？當然，有可能原因是希望藉由與特定外籍人士長期合作以深化關係，但實際上是否有此目的、以及成效如何，則不得而知。
2. 缺乏國際化相關規範。在資訊業有所謂的「i18n」（internationalization）概念與執行方式；翻譯界習慣在一項專案中整理常見的制式翻譯對照表，一定規模以上的單位還會製作或參考相關風格指南（style guide），這些都是為了讓資訊轉換為其他語言時能夠確保專業正確、前後一致、以及不同文化之間能順利轉譯。然而不論是在金音獎的社群、網站、報名頁面上，處處都能找到資訊缺漏，翻譯不一致、錯誤或不符國際慣例的情形比比皆是，顯示了金音獎在資訊國際化的處理上仍停留在「發包翻譯」的思維。
   
   我們從「金音創作獎報名及評分系統維運」採購案文件中，可明確看到「報名基本資料須有英文填寫欄位」、「製作中、英文報名流程教學懶人包」的內容，但我們不清楚承辦的科技公司是否有相關專業。這些網站和文件上不但文字混雜，還有紊亂的資訊架構、不良的 UI 與 UX 設計，就連本國的報名者也時常抱怨，那麼外國音樂人究竟要如何理出頭緒呢？
3. 獨木難支的亞洲創作音樂獎。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？被老闆要求參加一場冗長的會議，實際上與你有關的內容只有五分鐘，剩下的三小時只能浪費時間在旁發呆。那麼，究竟有多少外國音樂人和觀眾對於只有 1/23 的獎項可能涉己的活動感興趣呢？